文學家對人性的觀察是非常敏銳的。
核電廠到底安不安全?不妨請教聲稱它安全的人:「您很放心它安全,那請證明給大家看,從今天起把您最愛的家人,上至父母、祖父母等,旁及配偶伴侶,下及子女、孫子女,全家都搬到核電社區終身居住,好不好?」
這個問題,從十幾歲起,我就嘗試去問有緣的人。被問的人不是啞口無言乾笑,就是直講:「我不要。」或者提出「上班不方便」等藉口搪塞──這當然是藉口;美國人上下班車一開一兩小時通車也無所謂,一輩子通車過。
提到最愛的家人搬去核電廠附近住,沒有一個人願意。「安全」是檯面話,心底是害怕的,深怕家人出萬一。這個問題問幾十年,沒半個人肯,最後我不問了。嘴上講安全,心底滿是恐懼。
提到最愛的家人搬去核電廠附近住,沒有一個人願意。「安全」是檯面話,心底是害怕的,深怕家人出萬一。這個問題問幾十年,沒半個人肯,最後我不問了。嘴上講安全,心底滿是恐懼。
以「文學」來解讀「安全」,是因為人住在「安全」的台北盆地,「安全」的高雄市中心,「安全」的遠方大小市鎮,拉出了「想像中的安全距離」,才能大聲說它安全。若真的相信它百分之百安全,心口一如,何不舉家搬去核電社區,直接用你最愛的人的性命來證明呢?
文學家對很多社會議題的視角遠比政治家更貼近基層百姓與民生疾苦,因為文學家處理的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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