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6日 星期一

雄性鬥爭本能:回到生物社會學分析


為何男人當元首容易好戰?

雄性本能相對有侵略性,生物學上的業障。

另外,依嫉妒心理學/嫉妒社會學分析男性領袖(不一定是政府元首,恐怖組織的首領也一樣)就可以明白為何會寧願惡意犧牲以萬為基本單位的軍民性命也要惡意發動戰爭:

第一,最不公平的是權力帶來人身安全特權。元首/領袖有權力,很容易擁有個人24H的武裝保全或維安人員,平民沒有,基層軍人也沒有。特權打造的特殊人身安全感造成一種無論做什麼都無所謂的道德解離狀態,彷彿再怎麼邪惡都可以平安存活。

第二,嫉妒心理只發生在心理上視為勢均力敵可堪比較的人之間。元首/領袖不會拿他自己跟平民比,而是會拿他自己跟全球各國元首/領袖比較,有比較就有嫉妒,有嫉妒就有瞋恨,有瞋恨就有造業。戰爭是比較差的領袖打破既有國際規則、企圖在領袖階層裏向上爬並試圖贏過比較好的領袖的社會競爭行為。千古的戰爭都只對貴族/當權者有利且對平民百害無一利的理由在此,那是領袖鬥爭領袖的謀權手段。

第三,法律架構本來就是國家政權的產物,所有老舊的法律架構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權力的奴僕、給予領袖/元首不道德也不合理的犯罪特權。舉例而言,平民殺人是殺人犯,故意殺一個人的平民也被當成殺人犯法辦;元首/恐怖份子宣戰不同,出於權力迷思,戰爭行為害死幾萬人、殺害幾萬人也很少把元首/恐怖份子當成殺人犯法辦。權力扭曲了道德的下場就是千古戰禍。

第四,人類社會本身就好殺成性。以葷食為主流的社會本來就是屠殺式社會,習慣人類對動物進行生命剝削的大屠殺行為與普遍的食屍行為。在屠殺動物、食屍文化之下的人類絕大多數非常習慣造殺業,從每天殺死動物且食用屍體的紅線跨出去到殺人/進行殺人戰爭難度並不高,只是把習以為常的殺業擴充到人類自族。葷食文化養成的殺生文化本來就是戰爭文化的有力社會文化背景因素。

第五,老舊的右派史觀歌頌帝王屠殺戰爭,本來就洗腦出世世代代好戰思想,誤把原始野蠻的戰爭習慣當成人類社會常態。意思差不多就像古代殺活人祭拜天神的時代覺得殺死活人獻祭很正常一樣,戰爭是一種人類在原始野蠻狀態下的殺害文化態樣。活在野蠻的共業裏當局者迷就不會反省到底野蠻在哪裏。

為何恐怖組織做出恐攻行為?

凡夫位的人用「賭徒模型」分析通常算準。好鬥好爭的修羅型人格用「賭徒模型」估計更是精準度超高。

何謂賭徒模型?恐怖份子有心機、會計算:若恐攻會害死自家十萬平民、敵國一萬平民,但是可以創造一百萬點的政軍效益與國際聲量、國際知名度;若談判就不會害死兩國任何人民,但是談判換到的政軍效益可能只有十萬點且照樣在國際上當無名小卒。在賭徒模型之下,唯利是圖、沒有道德操守的下場就是故意選擇前者,犧牲大量民命換取恐怖組織的個別私利,也就是權、力、名、位那些專屬於恐怖組織領袖階層的個別政治利益。

不信三世因果的凡夫就像賭徒,要的是眼前利,不管三七二十一。那種恐怖組織的人死後直墮無間地獄。

如果哈瑪斯心裏想留巴勒斯坦人民的命,他就會選擇用理性和平的方法上談判桌會談,而不是恐攻以色列逼比色列還擊。

哈瑪斯事前就知道軍事行動的下場必遭反攻報復,也知道巴勒斯坦平民會大量受害。那是明知故犯。哈瑪斯事前就知道會造成以巴兩國大量無辜平民死傷;那是自私自利的恐攻行動。

巴勒斯坦人要會想,要會思考:真正從一開始就打算犧牲巴勒斯坦民命的就是哈瑪斯。那是薄地凡夫的「權力心盲症」:有權力,有位置,有軍火,身邊24小時有保全有軍人在守衛「當權者」一個人「個人」的人身安全,接下來就開始人性解離,覺得無論犧牲掉幾國平民的命都無所謂。平民沒有權勢、身邊沒有24小時武裝保全,當權者很清楚。

巴勒斯坦人民被哈瑪斯犧牲掉了。可能死傷雙方多少軍民,事先用兵推就算得出來;這種電腦時代隨便用電腦程式運算、大數據推估都算得出來。哈瑪斯要的是當權者盤算的政治軍事權力籌碼,它把以巴兩國平民的命當棋子。

從一開始,哈瑪斯就根本不想留巴勒斯坦人的命。

要是它還在乎巴勒斯坦人的民命,它就會選擇上談判桌。

我認為問題在於巴勒斯坦人民長期缺乏草根民主訓練,沒有站在當權者的立場換位思考的現代公民能力。是這點讓他們長期被恐怖組織操控與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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